进入“引领区”建设的新阶段，浦东将依靠什么继续打开未来？

带着这一疑问，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专访了自拍偷拍-中国十大偷拍自拍网 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并梳理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浦东与世界：共筑开放之路，共绘产业新图景”分论坛上的最新研判。

他们谈浦东，也谈中国下一阶段最核心的能力；谈浦东的挑战，也映照着其他城市同样面对的时代考题。

是时候，重新读懂浦东。

▲高空俯瞰陆家嘴

浦东“普通”了吗？

“浦东也没那么特别了。”这几年，类似议论时不时在网上出现：全国特区、新区多点布局，浦东增速回到合理区间，新地标不再年年刷屏，于是有人觉得，浦东的光芒暗下来了。

但三位专家给出的判断，恰恰相反：35年前的浦东，万千宠爱于一身，地位难以复加；而今天的浦东，比任何阶段都更难被替代。

徐建认为，所谓“普通感”恰恰说明浦东已经进入“深水区”，真正拉开差距的，不再是那些“上热搜”的建设速度，而是一整套嵌入日常运行的能力。

“浦东现在更像一个后台系统。”徐建说，“我们看到的是平稳的日常；看不见的是资本、数据、规则在这里被重新组织，然后再扩散到全国、到全球。”

外企把亚太总部放在这里，全球服务机构把关键节点放在这里，海外人才愿意把下一站落在这里，这种“用脚投票”的默默选择，本身就是竞争力。

▲世博地区形成央企总部聚集区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制度层面的供给能力。”江小涓说。比如数据跨境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对接的监管安排，这些制度体系，决定了企业是否敢做中长期布局。

在概括浦东的特质时，张军特别强调其“整体性”。在他看来，浦东的独特之处，不是简单把金融中心、科创高地、国际枢纽放在同一片土地上，而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同步推进多个国家层面的关键课题：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守住安全底线，用制度和规则稳住全球资源流动，把创新活动、产业发展与城市生活紧密编织在一起……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难题，被浦东放进一个系统里先行先试，这正是它难以替代的原因。

如果把视角再拉高，还能看到一个反差：在宏观数据、重大项目这些传统项目上，浦东主动降低存在感；但在制度创新、城市功能再造、全球节点构建这些长期项目上，浦东反而把标准抬得更高。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当下的浦东：看上去很像一座“普通”的城市中心区，但只要涉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球资源配置、复杂的社会治理实验，你绕一圈就会发现——全国真的很难找到第二块可以替代它的土地。

浦东引领区，究竟在引领什么？

许多城市都在争做“创新高地”，而浦东的“引领区”究竟体现何处？又以何种方式在引领？

整理三位专家的观察思考，会发现浦东的引领由三条线索展开——

浦东的引领，体现在始终站在全球分工重构的前沿。当前，全球产业链正从“跨国公司主导型”向“多中心网络型”转变，“一个地区的价值正体现在能否接入全球网络、能否建立规则接口。”张军说。

从这一坐标系看浦东，会出现一个非常鲜明的图景：这里是全国最先感受到全球经济脉动的地区之一。跨国企业在这里调整供应链、研发链和资金链；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跨境合作往往在此率先落地。浦东不仅是承接地，更在推动中国向价值链更高端移动。

▲浦东国际法律服务园，企业正在窗口咨询业务。

浦东的引领，体现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江小涓指出，浦东的开放正在从“市场开放”进入“规则开放”阶段。数据跨境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账户、跨境争端解决机制、金融开放压力测试……这些制度体系决定着企业能否在这里做全球业务，也决定中国能否与国际高标准体系实现兼容。

“先跑通规则”已成为浦东开放经验的核心逻辑。浦东的开放，正在为中国构建融入全球的底层能力。

浦东的引领，还体现在作为全球节点的敏锐度和反应能力。徐建指出，浦东长期站在全球资源流动的前端，因此最早感受到“世界的冷暖”，也最早作出系统性反应——

企业出海趋势上升？浦东率先把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产业政策串联成成套服务；

全球创新合作加速？浦东推动科研合作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升级；

供应链更加分散化？浦东又加快建设多式联运、跨境枢纽、区域协同体系……

这种从“先感知”到“快反应”再到“可推广”的能力，正是一个全球节点的核心竞争力。

将三条脉络合在一起，就会看到一个清晰的答案：浦东的引领，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整套面向未来的竞争方式：在分工前沿、在规则接口、在全球节点上占据先发位置。

浦东最大的优势，是改革本身

“浦东当前最大的挑战，不是‘有没有增长’，而是‘改革是否还能继续推进’”。张军说。创新要靠体系，开放要靠规则，产业要靠生态，而能把这些体系、规则、生态组织起来的，是一整套改革机制。如果浦东停止试验，领先优势很快便会被稀释。

“浦东不能只是在既有基础上‘再优化一点’，而要主动寻找未来十年有可能面临的新的改革场景。”张军举例，比如金融体系的深层次变革、科技资源的统筹配置、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这些都是全国关注度最高、阻力也最大的领域。“正因为难，又事关全局，所以更适合在浦东先做。”张军说。

在他看来，浦东最需要坚守的，是一种对改革的定力，一种愿意在不确定中迈出第一步、愿意承担“没有前例可学”的压力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造就了浦东，也将决定它未来的高度。

徐建从城市角度扩充了这一理念。“浦东作为复杂功能的叠加区，制度改革往往要通过城市运行来落地。”徐建举例，比如创新活动需要丰富的空间、跨国企业员工需要便利的生活环境、全球资源配置需要高效的交通体系，这些看似是城市建设，实则是改革的一部分。

▲花木露营节，浦东的夜晚同样有人气。

“很多改革不是开会定出来的，而是通过城市空间实现出来的。”徐建说。城市空间如何组织、人流物流如何流动、生活场景能否包容新产业，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创新和开放的成色。

把专家们的分析放在同一条线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当增长逻辑转向功能逻辑，当全球化进入规则竞争的新阶段，浦东要继续走在最前面，靠的不是把既有优势再优化一点，而是始终承担那些别人承担不了、也不愿承担的改革任务。

如果没有这种适度的不安、这种持续向前的冲劲，一个地区很快就会变“普通”。而浦东之所以仍被认为“最难替代”，就在于它始终保持着向前奔跑的姿态，靠改革开路，以改革促发展，用改革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