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中

自拍偷拍 世界经济系教授

博导、系主任

随着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掀起大规模关税战，中国企业的“出海”问题再次成为学界、业界乃至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战略选择与经营之道，也关乎国家宏观层面的开放发展与竞争力格局的塑造。

01 中国企业“出海”的表现与特征

企业“出海”是指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经营、拓展市场，实现国际化的运作及战略。企业可以选择的“出海”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贸易出口、对外投资等。狭义的“出海”就是指对外直接投资（OFDI），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 FDI）与跨境（或跨国）并购（cross-border M&A）。下面重点从OFDI的视角观察中国企业的“出海”表现。

首先看宏观数据，根据202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23年中国的OFDI流量总额为1478.5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达到9.54%，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4043.16亿美元、占26.08%）和日本（1840.22亿美元、占11.87%）。[1]从图1可以看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的OFDI始终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吸引外资（IFDI）增长迅速；加入WTO之后，中国的OFDI开始发力，增速超过IFDI。OFDI逐渐逼近IFDI，并在2015—2018年期间实现了超越。从存量看，2024年中国OFDI占全球的比重为4.03%，排在美国（21.26%）和荷兰（7.63%）之后。

从对外投资方式看（见图2），2008—2017年，跨国并购（M&A）在中国的OFDI中与绿地投资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年份超过绿地投资。自2018年以来，绿地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到2023年，中国对外绿地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12%，仅次于美国（占比为13%）。相比之下，跨国并购投资仅占全球的1%，位居全球第20位。

从投资行业看，2023年中国的OFDI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制造业”“金融服务”“采掘业”“运输、仓储及邮政服务”“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合计占比超过90%。

从投资目的地分布看，表1列出了2023年中国OFDI的前20大目的地。中国香港位列第一，其次是新加坡，美国排在第四位。考虑到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对中国开征大规模关税并加强投资审查，我们特地将2023年与2018年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以粗略观察关税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的OFDI下降了7.55%，而对美国邻国墨西哥的OFDI陡增185.08%。这似乎表明，中国企业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通过在墨西哥投资设厂，再将产品出口到美国，从而规避关税壁垒。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OFDI呈现出68%~173%的大幅增长。

其次看微观层面，在2023年按海外资产（foreign assets）排名的世界前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non-financial TNCs）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8家，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化集团、中国石化集团、华为、腾讯、中远集团、中海油集团、国家电网，位列美国（22家）、法国（13家）、德国（11家）、英国（11家）、日本（9家）之后。

然而，这些企业的“跨国化指数”（Trans-nationality Index, TNI）却很低，在4%~37%之间，均位列80名之外。[2]此外，从企业性质和行业分布来看，除华为和腾讯外，其余均为大型中央企业，主要集中在石油、矿产、电力等传统能源和基础产业领域。如表2所示，我们还将中国与美国进行比较，美国上榜企业涉及的行业领域不仅多样化，而且其跨国化指数普遍较高，平均值约50%，是中国平均水平的2倍。

02  中国企业“出海”：多元化路径与出口模式

现实中，企业“出海”并非仅依赖单一方式，而往往是各种方式的组合。这种组合不仅反映了企业对各种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也在客观上形成了联结不同市场、不同生产环节的复杂产供链网络。由于受到最新企业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笔者仅基于前期课题研究展开一些简要讨论。[3]

首先，以2013年为例，实施OFDI的工业企业涵盖了几乎所有贸易模式与所有制形式。具体来看，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占19.57%、从事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占33.6%、从事保税区及出口加工区贸易（包括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出口加工区进口设备）的企业合计占22.26%。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私营企业占29.36%、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占13.1%、国有企业占6.64%、外商独资企业占4.44%。然而，有46.47%的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不明，这可能是因为登记出现遗漏或者企业故意隐瞒。总体而言，实施OFDI的中国企业大多集中在加工贸易及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贸易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中近50%的所有制信息缺失。[4]

其次，从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分布来看（见表3）。2013年，与不实施OFDI的同类出口企业相比，实施OFDI企业中的“1产品—1市场”的出口企业占出口企业总数的较小比重，但其出口值则与不实施OFDI的同类出口企业相当；而实施OFDI的“10+产品—10+市场”的出口企业占出口企业总数的较大比重（29%），其出口值比重更高（64%）。因此，以产品与目标市场衡量，实施OFDI的企业相对于未实施OFDI企业更加多元化、其出口集中度也越低。

第三，从OFDI企业与非OFDI企业的出口销售分布来看。我们重点分析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企业的不同产品出口到特定市场情形。以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向美国出口为例[5]，OFDI企业与非OFDI企业均按照出口产品种类（按HS 8分位编码分别为4、8、16、32种）分为四类。[6]我们发现，对于美国这个目的地市场而言，这两类企业的单个产品出口销售值相对于产品排序位置的弹性分别约为-2.834、-2.693，即意味着出口销售值随着排序位置（从高到低）而下降（见图3、表4）。但相对于拥有不同产品范围的非OFDI企业，OFDI企业的最热销产品的平均出口值较大，这可能是因为OFDI促进了企业的出口。

第二种情景：观察企业在同一个目的地市场上（within-destination）的出口产品范围与销售分布的关系。如图4所示，2013年向美国出口的、位于第50百分位数（中位数）的OFDI企业销售3种产品，而非OFDI企业则只销售2种产品。这一差异意味着，对于特定目的地市场而言，实施OFDI的出口企业可能更加多元化。

第三种情景：观察同一种产品在不同目的地市场之间（across destination）的销售关系。我们将美国作为参照国（参照市场），同时再观察其他市场，结果如表5所示。相对于非OFDI企业，实施OFDI的中国工业出口企业在美国市场上最热销产品与其他市场上该种产品的重叠程度较高（80.51%），而且平均每家企业的出口市场个数较多（27.53个），它们排名第1~8名的产品出口到的市场个数占其任何产品所能到达的所有目的地市场总数的比重均较高（80.51%至15.6%）。这进一步说明，实施OFDI的出口企业更可能倾向于多元化发展。

03  企业“出海”的动因与启示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出海”呢？邓宁（John H. Dunning）的“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即因独占技术和无形资产以及规模经济而产生的优势）、内部化优势（即节约或消除由因市场不完全导致的交易成本的优势）与区位优势（即东道国在法律制度、营商环境、要素成本、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等三者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对不同“出海”方式（包括出口、OFDI与特许权转让）的选择。选择OFDI的“出海”方式对于企业的要求比其他方式更高，需要企业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

而国际经济学中的异质性企业贸易（及OFDI）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同一个行业里，企业也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比如存在生产率或规模的差异。开放市场将使得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进行OFDI、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继续生产但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逐出市场。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企业对不同“出海”（国际化）方式的选择。而现实当中，企业的生产率基本遵循一种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比如帕累托分布。通俗地讲，能够成功“出海”尤其是能够成功OFDI的企业凤毛麟角，因为这要求企业具备更高的生产率绩效，从而能抵补由此产生的各种成本与风险。

虽然不同的理论回答问题的视角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相通的。总而言之，企业要成功“出海”并非易事，而是要具备一些不同于国内企业的更高的前提条件。

就中国而言，在过去20年里，企业“出海”规模的大幅度增长无疑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作用，这不仅直接体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出海”，更体现在政府实施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鼓励措施上。但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质疑、甚至围堵。因此，中国企业“出海”必须要转型，要由政府政策支持型“出海”转变为市场效率导向型“出海”。而要实现这一重大转型，就必须首先放松国内投资领域管制，允许民营企业自由平等地参与各个行业领域，从而为其“出海”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坚实基础。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转型，那么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企业成功“出海”，必然会促进中国整体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最后，理解企业“出海”有助于重新审视与改进中国宏观水平上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与战略。由于存在微观水平上的企业异质性，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贸易和投资的政策与战略时“自下而上”式的机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任何一个“出海”的企业而言，确定产品（或业务）与目标市场的组合是一项具有较高潜在收益与风险的决策。产品（或业务）与目标市场的切换使得企业能够平衡风险与收益、兼顾产供链网络韧性与效率，从而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在宏观层面，改革开放与自由化导致的贸易与投资增长将具有重要的经济涵义，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将重新配置并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

注释：

[1] 同期，中国吸引外资（IFDI）总额为1632.54亿美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3109.47亿美元）。

[2] “跨国化指数”（TNI）等于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海外销售占总销售比重、海外员工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这三项比重的平均值。

[3] 程大中：《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这一研究将中国企业的OFDI数据、生产数据与贸易数据进行了匹配。

[4] 这似乎暗示一个问题：中国企业OFDI到底是海外投资还是转移资产？在中国，如果企业想转移资产，通过加工贸易及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贸易的方式（比如高报进口价格、低报出口价格）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按现行政策，这些贸易方式下的进口是不交关税的。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指出，“有些企业在中国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再借一大笔钱去海外收购；有一些则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即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5] 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地市场。美国既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大的OFDI东道国。

[6] 样本中的OFDI企业没有“32-产品”的企业。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4&ZD05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273034）的阶段性成果，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建议。